中國考古學百余年來的歷史發展，為中國各級博物館提供了難以數計的文物收藏，顯現出近現代考古學與博物館事業之間的關系問題，也表現出考古對于整個公共文化服務事業的特別貢獻。

中國的博物館有它的特殊性。與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博物館不同的是，中國的公立博物館都是由考古學和出土文物來支撐的，尤其是省級博物館，都和具體的考古成果相關聯，比如湖南省博物館由馬王堆考古成果作為支撐，湖北省博物館由曾侯乙墓考古成果作為支撐。早在101年前，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在河南澠池的仰韶村發現了仰韶文化中的石器、骨器、陶器、蚌器等，為研究中國社會的發展和中華文明的演進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也為世界考古史的研究做出屬于中國的貢獻。因此，我們今天來看各省級博物館與文物考古之間的關系，基本上都能夠反映各地不同時期的文物考古的主要成果。關于地下文物的發現，可以說至少從宋代開始就陸續有一些出土，只不過那時候可能只是局限在雨水的沖刷，或水渠、地基等的開挖而偶然得以發現，缺少科學和系統的考古，也沒有去研究文物所屬的地層關系，更不可能去追索其源流。這些數百年前出土的陶器、青銅器等作為傳世文物也進入到各級博物館之中，可是，它們作為孤立的存在，缺少與考古關聯的文化關系，甚至它的發現地點都難以確定，由此也顯現出了考古的重要性。

經考古發現的出土文物作為國內博物館收藏的一個重要方面，絕大多數都是20世紀中期基于科學考古所獲得。這些文物所反映的墓葬以及具體的考古成果，往往不是孤立的存在，具有批量的特點——或多或少，都能夠說明歷史時代、相互關系以及具體的內容等各個方面。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考古有著許多重大發現，單體面積大、整體數量多是重要特點，這對遺址保護提出了新的要求。考古遺址所具有的科學價值并不因為文物的出土而消失，相反，卻在未來的研究中依然能發揮作用，有些是不可替代，有些是不可或缺。所以，對于考古遺址的保護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仰韶村遺址于1961年被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也是后來成為仰韶遺址博物館的基礎。而像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之一的秘魯的馬丘比丘，保存了完好的前哥倫布時期的印加遺跡，如今的對公眾開放，實際上也是考古遺址的充分利用。正是基于遺址保護的基本原則，國內相應出現了一批遺址類博物館。與一般博物館不同的是，這里不是那種靜態的展陳，而是在靜態的遺址中展現出活態的考古現場以及日常的考古工作，而觀眾在這里不僅能認知考古，還能夠了解考古工作和考古工作者；更重要的是這里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中還有著考古的不斷深化，還有成果的不斷出現。

無疑，對于重要的考古遺址，原地保護和利用是最科學、最經濟的舉措。因此，在考古發掘的現場建立博物館，成為20世紀中期來中國博物館發展的一條新的路徑，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1974年，在西安市臨潼區的秦陵鎮發現了兵馬俑之后，不僅開始了科學的發掘，而且在原地成立了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籌建處，并于1979年10月1日正式開放。這是在兵馬俑坑的基礎上建立的遺址類博物館，截止到2020年1月，已先后建成并開放了秦俑一、三、二號坑和文物陳列廳，博物館的面積在原址周邊擴大到46.1公頃。試想，當年發現的一號兵馬俑坑內埋藏有陶俑、陶馬6000件，同時還有大量的青銅兵器等，如果搬運到其他地方存放和展示，是何等的重大工程，所帶來的問題也難以想象，并且將令中國失去一處重要的世界文化遺產。

在如今中國博物館的版圖內，許多重要的由考古發現的遺址而建立的博物館，已然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被評為199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漢景帝陽陵從葬坑及其彩繪陶俑，于2006年建成了漢陽陵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其中的漢陽陵帝陵外藏坑保護展示廳和禮制建筑遺址（羅經石）保護工程，就是一處獨特的考古遺址博物館。1993年成立的河姆渡遺址博物館，以遺址考古現場重建、“干欄式”建筑復原及室內外先民生產、生活場景再現為主體內容，由建筑面積3200平方米的遺址陳列館和占地面積23000平方米的遺址所構成。入選全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南昌漢代海昏侯墓，自2011年被發現之后，經過科學的考古和精心的發掘，成果豐碩，出土有金器、青銅器、鐵器、玉器、漆木器、簡牘、木牘等各類珍貴文物超過1萬件（套），是中國迄今為止保存最好、結構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擁有最完備祭祀體系的西漢列侯墓，因此，在原址建立了海昏侯國遺址博物館。而持續升溫的位于四川廣漢市西北的三星堆遺址，距今已有3000至5000年歷史，被稱為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三星堆自1929年被發現，1933年首次發掘，其后經歷了幾代考古學家半個世紀的發掘和研究，直到2021年還在新發現的6個“祭祀坑”中出土了500多件重要文物。與之相關的是，三星堆遺址的保護和利用以及建立遺址博物館，都在考古發掘的過程中向公眾開放而擴大了社會影響。

重要的考古發現與考古遺址博物館之間所構成的中國博物館的一個特別的類型，在區域范圍內呈現了重大考古發現的成果。當然，像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秦始皇兵馬俑這樣的重大發現并不具有普遍性，有相當一部分發掘成果的影響力并不像兵馬俑那樣。而在發掘現場所建的遺址類博物館，因為遠離城市，地處偏遠，給參觀者帶來不便。雖然近年來地方政府高度重視考古發現這一重要的文化資源，通過文旅結合，出現了和文化園區結合來推動考古成果的方法，為地方的社會發展做出貢獻。可對于普通公眾來說，要想了解中國考古的整體，只有一個點一個面、一個省一個市地去看，大概才能獲得整體的認知，顯然，這對于普通公眾來說不大可能。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座國家級的考古博物館，或者在一個有重大考古發現和成果的省份建立考古博物館，而不僅僅是一個大而全的省級博物館。如果我們擁有像法國國家考古博物館那樣的專業博物館，就能夠通過一座博物館而了解到國家在考古方面的整體成果，也能看到國家考古的系列脈絡。可以想象的是，有這樣一座考古博物館，置身于各地不同時期的重大考古發現之中，既能看到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等中華文明的源頭，又能看到三星堆、兵馬俑等不同時期的歷史發展，還能看到與具體的文物考古發掘與出土文物之間的關系。這將讓公眾了解考古的具體以及在一定區域內數十年、上百年來考古的延續與發展，由此加強公眾對于文物考古、文化遺產的認知，加強文化遺產和文物保護的意識，這在21世紀的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顯得非常重要。

面對中國一個世紀以來如此眾多的考古成果，一方面需要繼續做好各省級博物館對于考古成果的推廣，另一方面需要擴大考古成果的集中呈現，而不僅僅是展陳一些具體的出土文物，更重要的是把相關聯的考古過程和具體問題呈現給公眾。從考古發現、發掘到原址保護等，這是公眾非常感興趣的一個重要的文化亮點。這其中有很多專業性的內容，正是今天考古連接公眾的一些具體問題。業內應該探索更好更多樣的辦法，通過博物館設計和規劃，讓公眾了解到這些考古發現的過程，激發公眾對考古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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